南汉开国主刘奕，初名岩，更名陟，复名岩，改名龚，终名龚。祖籍上蔡，一说彭城。刘隐庶弟。隐为静海军节度使，龚则副之。及其兄病殁，梁末帝尽以隐之官爵授龚。梁贞明三年（917年），即帝位于广州，国号大越，改元乾亨，明年改国号为汉。关于南汉最初铸钱事，以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南汉一》所记二则为详实。
其一：
是岁（按：即乾亨元年，917年），……铸"乾亨重宝"钱〈李孝美《钱谱》曰：乾亨重宝，径七分，重六铢。洪遵《泉志》曰：此钱止重三铢六参〉。成书于北宋末期、撰者佚名的《货泉沿革》一书也指出："乾亨重宝，伪汉刘俨所铸。"^今所见南汉铜铸乾亨重宝钱，制作朴厚，传世数量不甚少。北宋钱币学者李孝美谓之重六铢，当是记实之言。洪遵所说重三铢六参，可能是将记铅乾亨重宝钱之文误置于此。
其二：
乾亨二年……是时以国用不足，又铸铅钱，十当铜钱一〈《泉志》曰：铅钱有二品，轮郭锲薄，文曰"乾亨重宝"。大者径寸，重三铢九参，重宝二字传形；小者径九分，重三铢六参。传形，反书也）。
此段引《泉志》文，比之明万历刻本《泉志》本文"重三铢六参"的参字下，少"余抵岭外始获此钱，若铜钱今世所存至多"17字，可能为吴氏删略者。依据洪氏说法，南宋初期岭南铅钱少，铜钱多，而证诸近现代出土实物，则是锎钱少，铅钱多。洪氏所说乃是就其时市面钱币流通现象而言，为一时一地之事。这类铅钱制作不精，广穿狭穿并见，钱样大小厚薄不一，钱面文字形体不尽一律，间有钱文作传形者，形制不甚规则。从出土记录而言，这类铅乾亨重宝钱，均出自广州地区，但至今在广州附近尚未发现过铸钱遗址，在省内其他地区也未出土过这类铅钱。独于1982年9月，阳春县文物鉴定队在该县石望公社铁屎径古代冶炼遗址中，收集到出土铅乾亨重宝钱石范七块，其中正范四，背范三。此种钱范为初见品。据目睹者称，当时所出钱范甚多，均巳埋填在原出土处。据邑志称，阳春产铜。今不见铜钱范出而却出铅钱范。广州出土铅钱特多，而未见记载钱范出土事。此为不可解者。语云地不爱宝，相信日后会有更多南汉文物出土，有可能解释这一问题。
从上述所引史籍和宋代钱谱中，对南汉祷行铜、铅两种乾亨重宝钱的著录甚为明确，并未及铜铸乾亨通宝钱。传世的乾亨通宝铜钱，制作精好，甚罕见，《历代古钱图说》一书列为南汉钱，有的专著认为是改元乾亨时的初铸品。详审之，通宝钱的文字不类南汉铜、铅两种钱的风格，却与有些辽钱的形制相近似。古谱《货泉沿革，北地钱》首列乾亨通宝铜钱，定为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辽耶律隆绪铸。按：辽圣宗耶律隆绪于乾亨四年（982年）九月继景宗耶律贤位，次年改元统和。乾亨通宝当是耶律隆绪践祚之初所铸。成书于北宋后期的《货泉沿革》一书撰者去宋初未远，亦必了解辽国鼓铸情形，其将铜乾亨通宝定为辽钱，将铜乾亨重宝定为南汉开国初遗物，信必有所本。明本署名董遒撰《钱谱》，系出自宋佚名《货泉沿革》一书，所记南汉乾亨重宝， 辽乾亨通宝之文字并同。清翁树培《古泉汇考》和清张崇懿《钱志新编》二书，均持乾亨通宝铜钱辽铸说，翁氏并作引证称：洪遵引《虏庭杂记》曰，辽景宗朝置铸钱院，年额五百贯云。专史如《十国春秋》、《南汉书》及道光《广东通志》等书，对南汉铜、铅两种乾亨重宝钱著录明确，宋、明、清三代钱币谱录家主张铜乾亨通宝为辽铸，印证传世实物，似应从《货泉沿革》之说，铜重宝为南汉铸，铜通宝应归属辽代旧制。
至于铅铸乾亨重宝背文释读问题，往昔论说分歧。近人有认为此种钱币背文的邕、邑实为一字，邑字应作邕字省书读气理由是唐贞观年间置邕州，治所在宣化县（今广西南宁市），十国时为南汉领地。今经洗刷的钱币背文，邕、邑两字判然不同，以作两个字释读为宜。査《十国春秋》称，后主大宝六年（963年），"赋敛烦重，邕民入城者，人输一钱。"近时武宇红先生发表的《乾亨重宝铅钱》一文，作者将广州市博物馆馆藏出土南汉铅钱中抽出258枚，面文均作乾亨重宝，其中背穿上邕字17枚，邑字21枚，其余均为光背。这是第一次从大批藏钱中抽样洗刷清理，原钱特点毕现，背文既有邕字，也有邑字。武氏认为应分别作邕、邑两个字读。是则背邕字乾亨重宝铅钱， 有可能专为邕民入城之用所制，类乎一种入城税钱。邑字本作地方解，古义为封地之意，大曰都，小曰邑，通训为国。联系史文字义，此种背邑字钱，有可能是专供城内使用之作；也有可能是为城内居民外出回归缴人城税之专用钱。而规格大小不同，传世数量甚多的铅乾亨重宝光背钱，当是历代南汉主专供城内流通鼓铸的。
近百余年来，在广州地区时有大量铅乾亨重宝钱出土。解放以后，在广州市郊建筑工地曾先后四次出土过大批南汉乾亨重宝铅钱，共计600多公斤。近几年来，广州又多次发现窖藏的乾亨重宝铅钱，在黄华路基建工地一处就出土 200多公斤，为近年来发现最多的一次。如此大规模出土，不难想像千年前铸币规模之宏大，非短期内所可成就者。关于南汉铸钱，仅见乾亨元年、二年两则简略记载，未及铸额事。其后历殇帝、中宗、后主，均无铸币记录。惟《十国春秋'南汉三》记大宝五年（962年）事云：
是时，城以内行乾亨铅钱，城以外行乾亨铜钱，犯禁者罪至死。凡百官俸禄给铜钱者，多出自上恩焉（《十国纪年，汉史》曰：乾和后多聚铜钱，城内用铅，城外用铜，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禄非特恩，不给铜钱）。这一记载系于大宝五年，可知自乾亨初年以来，以至大宝五年（962年），行使铜、铅乾亨钱无间，南汉历朝相继不废鼓铸自在理喻中。后世出土铜钱少，铅钱多，适与史文记载使用铜铅两种钱币情形相合。铅乾亨重宝钱多次大量出土，足以说明铸额大，流通时间长，在南汉社会经济中发挥过重要的货币职能。南汉实行铜钱铅钱兼行的货币制度，但铜钱祷造数量不大，流通渠道有限制，无论是从史籍上分析，或是就出土实物而言，都显示出南汉铅钱的重要性。而且以铅作币材的官钱，铸造数量之大和行使时间之长，在十国间也是突出的，在广东古代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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