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全国两会上一份关于博物馆的提案，引起各方关注。他在提案中指出，中国博物馆建设要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在规划建设新馆的同时，更要发挥现有博物馆的社会效益。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对于博物馆的定义中：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性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
然而，博物馆在中国的真实处境是普遍的利用率低下。“热热闹闹建馆，冷冷清清运营”的背后，暗含了一系列博物馆在中国发展的困境。
只重数量，不重质量
单从数量上，中国已跻身世界博物馆大国之列。截至2011年底，中国博物馆总数已达到3589座，几乎每2-3天就有一座新博物馆诞生。但另一项数据显示，在国有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情况下，全国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约5亿人次，换句话说，平均每位国民2-3年才走进一次博物馆。
另一方面，单霁翔指出，中小博物馆占了全国博物馆总数的80%以上。由于体制性障碍，造成国家投入不足和社会资源稀缺，致使很多中小博物馆生存艰难，直接导致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和陈列展示功能的削弱。
利用率低的问题在县级博物馆尤为明显。山西临猗县博物馆馆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资金不足，博物馆安防和展厅条件都达不到要求，“偶尔办个展览，因为害怕文物被偷走，只能用复制品取代。大家的首要任务也就是看管好库房里的文物。”这也让很多博物馆成为装点门面的摆设。
事实上，在一些博物馆业内人士看来，除了资金等客观原因，对于博物馆定位和认知的落后，才是其利用率低下的真正原因。“中国对博物馆，尤其是国有博物馆，赋予了更多传承和收藏功能，但仅有藏品，难以维持一个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博物馆，于是才出现利用率低的问题。”中国金融博物馆[微博]馆长白丽华告诉记者，“国内博物馆一般只是藏品展示，而在国外，博物馆则是文化休闲的场所。我们还没有把博物馆和库房区分开来，体制的僵硬化又让博物馆更多被定义为一个行政机构，承担的任务大多数是为政府服务，人员和管理都缺少市场化动力。”
上海博物馆教育部主任郭青生认为，“我们的博物馆大多数是国家拨款或行业拨款，数额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不太利于提高博物馆举办展览和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像美国，大部分是私立博物馆。它想得到资金，就必须在社会上有影响，必须善待观众，必须有好的文化活动。中国博物馆利用率低，是因为博物馆做的不够好。重数量不重质量，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什么是现代博物馆。”
现代博物馆——
公共教育平台
教育是现代博物馆的灵魂。日本博物馆学者木场一夫指出：博物馆的一切与公众、社会相关的活动都是教育活动。“教育分三大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博物馆是社会教育中很重要的机构，它是一所社会大学，任何人都能到博物馆观赏和学习。”郭青生也表示。
然而，由于博物馆自身活力的缺乏，其公共教育的职能正被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取代。有网友在微博坦言：“台北故宫博物院不大，但天天开放，每月都有主题活动，三个月展品轮换一次。中山纪念馆也不大，但门口告示牌上写着当天同时开展的十多项展览、培训和市民活动。反观我们的博物馆，光修大楼有啥用？”
事实上，博物馆与教育的关系正更加受到重视。今年上海两会上，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呼吁，中小学校应该充分利用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将博物馆和美术馆拓展为校外课堂。
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这应是博物馆界的共识。郭青生表示：“美国当代艺术博物馆是世界顶级博物馆，尽管如此，他们也没忘记开展针对孩子的教育工作。经常可以看到咬着奶嘴的幼儿在家长或老师带领下到博物馆去，从最简单的拼图和色彩游戏玩起，从小培养他们对于美的观察和搭配能力。”
在公共教育上，上海博物馆因其丰富的讲座和各种活动，让它在业内有着不错的口碑和影响力。“真正的现代博物馆应该是除了家庭和工作场所外的‘第三空间’。观众在博物馆内，可以面对各种新鲜事物和观点的交流碰撞而产生智慧，所以说博物馆的教育要有一定深度和广度。其实不光博物馆，整个教育也是，教育不光是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人观察和思考的能力。”郭青生说。
不同于上海博物馆的国有性质，位于天津的中国金融博物馆因其民营公助性质，需要有更大程度的活力和创新精神。而普及公共教育，则是创新的重要一环。据白丽华馆长介绍，举办金融专题展、少儿理财训练营、大师讲坛和大家讲论、口述金融史、读书会，都是博物馆在公共教育上的尝试。“博物馆与公共教育的关系可以用‘各负其责’来形容。金融博物馆所进行的教育和普及，是有意识地和其他类型的教育存在明显的错位，追求差别化。我们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事，而不是和其他形式的公共教育形成竞争。”白馆长告诉记者。
捐赠机制的缺失
对博物馆而言，藏品永远是最重要的硬件条件，而一座博物馆的建立，往往离不开私人捐赠的支持。但近些年，总体来说，公立博物馆的私人捐赠却与日俱减。广东省博物馆几年前建新馆，用五年时间征集文物，愿意捐赠文物的藏家却“屈指可数”。
另一方面，私人捐赠是建立在“博物馆是文物最好归宿”的基础上，但不断发生的博物馆文物被毁或丢失事件，也让一些藏家心存隐忧。而由于国内捐赠制度的缺失，也会出现藏家想要捐赠却无处可捐的尴尬情况。
在分析捐赠减少的原因时，郭青生表示：“首先，现在社会上流散文物的确不如解放初期那么多了，很多重要文物已经进了博物馆或被财力雄厚的藏家收藏。其次，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文物的经济价值，也不太爱捐了，我们也能理解。捐给博物馆，博物馆最多给奖金，但他捐的文物可能能买好几套房。第三，博物馆自身信誉度高才行，上博近两年来接受了好几笔海外捐赠的文物，有国外藏家去世后表示想把文物捐给祖国，那他的子孙就要回国考察，看哪一个博物馆能善待这些文物。不同博物馆接收到的文物数量，相差是很悬殊的。”
事实上，私人捐赠是博物馆藏品最主要的来源。而对于捐赠者的奖励，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往往是通过制度来保证。譬如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登录保存处施佩莹曾介绍，除南迁文物外，台北故宫博物院相当数量的藏品来自受赠，台湾法律中规定，捐赠者和机构会获得减免税捐的优惠，但博物馆不会再给予捐赠者任何物质上的回馈。德国则规定：对用于公益目的的捐赠，在全部收入的5%以下或是年营业额的2%以下，可作免税额扣除。
此外，除了藏品捐赠，一些地方的博物馆还能得到资金支持。很多国家的企业和个人都有赞助博物馆的传统。“中国的慈善家很少有资助博物馆的，但西方国家的慈善家可能马上就想到做博物馆，这是文化问题。西方国家有文化基金会，也有企业赞助，在税收里也有一些赞助。比方说企业赞助了博物馆之后，赞助金可以抵消一部分税收。”郭青生说。“应该说，博物馆尚未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关注，中国缺少博物馆文化。”白丽华馆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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