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中国古文化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各个朝代对于避讳都有严格的规定,因此,在鉴定中从避讳入手是很明确而且是过硬的辅助鉴定的资料。
宋徽宗题款的北宋名画《听琴图》，鉴别起来还真有点难度，但却给人意外的收获，比如其落款上题词是大臣蔡京。对此，你看出什么名堂来了吗?要知道，在古代，按照封建礼制来讲，如果是宋徽宗所画，怎么可能让下人来题词呢?这不是颠倒大小，这可是太岁头上动土。这是绝不能的，这是砍头之罪。所以，由此判定，此画实则不为宋徽宗所画。
避讳大约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至清代更趋完密。那时，人们对皇帝或尊长是不能直呼或直书其名的，否则就有因犯讳而坐牢甚至丢脑袋的危险。为此，在中国古代书画中有一套礼制和形制，比如赵匡胤的“胤”字和玄烨的“玄”字，在当时都要避而不写，故宫的神武门原本叫做玄武门，但因康熙皇帝名玄烨，为避开“玄”字，故更名为神武门。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不少把人名、地名或事物名称改头换面的奇怪现象。
避讳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古籍版本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痕迹。避讳给我们考证古籍的年代及鉴定版本带来极大的便利。正如陈垣先生所说，这种习俗“其流弊足以混乱古文书，然而反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书之滞疑，辨别古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因为避讳极具时代性，利用这一点正好可以将它作为某一时代的标志。用避讳的方法来鉴定古籍版本，要熟悉一些重要的讳法、讳例、讳字和讳类等，如晋代王羲之的曾祖名“览”，为避曾祖讳在他的《兰亭集序》中将“览”写成“揽”。约50年前，北京琉璃厂有一幅落款为董其昌的绘画作品，画得很好，所以有人要买。后来有人看出了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写最后一笔，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讳。董其昌死于明崇祯九年，没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这件作品是清代人伪造的。
中国的文物鉴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鉴定家要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中国的历史礼制和形制一定要有深刻了解，才能从避讳中独辟蹊径，另眼识“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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