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德烈
从清顺治十二年开始，宁古塔〈今黑龙江牡丹江市辖区内古地名，即现在的宁安市）成了朝廷流放人员的接收地。许多被统治者认为对他们统治不利的人，流放到宁古塔，是为宁古塔流人。他们当中有的是官吏、文人雅士，有的是艺匠，有的是战俘，也有无辜百姓。不同的人，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罪名，来到这同一块土地上。他们在这塞北寒山饮凄风苦雨、茹荒野寂寥，在悲惨的境遇中勉强生存的同时，也为东北边荒的开发建设以及文化、教育、艺术诸方面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只就当时在宁古塔由几位著名流人建立的"七子诗社"，进行一番分析探讨。
一七子诗社的由来
七子诗社是清初康熙四年宁古塔流人自发组成的一个诗社。可以说，它是关东大地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文学团体，它的建立、活动及其影响在今天看来，意义仍比较深远。
诗社由被流放到宁古塔的所谓满清"罪人"中的七位诗文俊硕组成，他们分别是张缙彦、吴兆骞、钱威、姚其章、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
张缙彦，河南新乡人，明万历二十七年（字坦公，号外方子，又号大隐，筏喻道人，箓居先生。明天启元年〈1620中举人，崇祯四年中进士，崇祯十六年。)任兵部尚书。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后被俘，后逃回家乡，曾一度依附南明皇帝弘光。清顺治三年二月，张缙彦见恢复明朝无望，遂降清。后来清廷内部出现党争，张缙彦因依附北党而被降职，又遭人弹劾，于顺治十七年十一月因"煽惑人心"、"巧辩欺饰"等罪拟斩，后诏从宽免死，流徙宁古塔。张缙彦工诗，还是曲拍高手，喜好昆戈名曲，并且明乐律，曾经从关内带来戏班，演绎昆曲南音。
吴兆骞对他的评价是"河朔英灵，而有江左风味"。
吴兆骞〔1631—1654〉，字汉槎，江南吴江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与贵贾之家，"少颖悟，有奇才"，九岁时就写有数千言《胆赋》。顺治十四年，吴兆骞参加南闱乡试，考中举人,但不久就在震惊朝野的江南丁酉科场案中，"为仇家所诬陷"，由于"一纸谤书"而衔冤人狱，最后虽然"审无情弊"，可仍于次年被遣戍宁古塔。由于文名卓著，时黑龙江将军巴海聘请他为书记兼家庭教师。他是诗社重要成员，其诗为典型的边塞诗，以咏自然风光、民风土俗及抗俄斗争为主。
钱威，字德惟，亦江南吴江人，也以顺治丁酉科场案牵累被流放。吴兆骞对他的评价是"议论雄肆，诗格苍老"，就他流传下来的惟一一首长诗《送吴汉搓同年南还》来看，确实特色突出，格调不凡。
姚其章，字琢之，金陵（今南京市）人。在顺治丁酉科场案中，也是以时忌，流寓塞外"。平时"不闻说诗"，等到送别友人或与友人唱和时，他"迫而后应"，写出了"寒天笳角鸿声里，绝塞星河雪影中"及"孤城临落日，万木冷秋山"等诗句，"一座叹以为胜绝"，被张缙彦誉为"此必沉酣于唐人者也"。
钱虞仲，名志熙，与其弟方叔、丹季，为归安〈今浙江吴兴）钱价人之弟。虞仲兄弟至戍所后，与吴兆骞交往频密，其诗被吴兆骞誉为"才笔特妙"。
二七子诗社成立的原因
所谓结社，是文人们为吟诗作文而结成的文学社团。中国是诗的国度，在特定的游戏规则和时间限制下，吟诗似乎更易于表现文人的智慧、机敏和才情，所以大多数文社实际上以吟诗为主，因而叫做"诗社，'，又叫吟社、诗会、雅集。文社大多数是定期聚会，聚会地点比较固定，拥有相对稳定的成员，活动时间比较持久，在特定的地域内产生过一定影响。结社最晚中唐时已有，"大历十才子"司空曙的诗中就有"结社"、"洛阳旧社"等语。经过北宋文人的推动，南宋时文人结社巳是蔚然成风，至明末而最盛。清初，天下初定，而结社之风依然不衰，文社遍及大江南北。我们说，文人结社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在文人圈子里代代承续，那么，宁古塔的"七子之会"得以成立，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七子诗社的成员身份终究是流人，难道清统治者容许流放犯如此逍遥地生活和自由地结社吗？这应该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在清初，满族人主中原，虽然定鼎北京，但由于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活动一直没有停息，统治者意识到巩固政权光凭武力镇压难奏其效。作为稳定政权的措施之一，还必须安抚人心。统治者知道，在这个汉族居多的国度，首先就是要实行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拉拢策略。清统治者人关以前汉化程度就已经比较高了，前期的几代皇帝又都自幼饱受汉族诗书熏陶，十分重视对汉族传统文化的吸收。于是，从文化上承认汉族的先进性并接过历朝传承下来的统治资源，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而作为文化的传承者，文人们对政权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清初统治者极力对汉族文人实行笼络政策。拉拢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仿效明朝开科取仕"外，他们还设立"博学鸿词"科，^征召江南文化名人。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结社交游、吟诗写戏，不仅不禁止，有时还故意怂恿。所以在清初，文人结社是很正常的。而张缙彦、吴兆骞、钱威等人自幼即受结社思潮的影响，并且也曾身溽其中，在塞外想到这样的文化排遣行为，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二是宁古塔戌地满族掌权者的容忍。在张缙彦、吴兆骞、姚其章、钱威等人结成塞北"七子诗社"之际，适逢满族二品大员巴海以黑龙江将军衔主政宁古塔。巴海，姓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顺治十四年，授内翰林院侍读学生。十六年，其父沙尔虎达因抗俄连续出征积劳成疾病死在宁古塔都统府，顺治皇帝指示：其子接任父职。此后没几年，巴海成为第一任宁古塔将军。
巴海治理宁古塔期间，对宁古塔地区的开发，促进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抗击沙俄，巩固边防等方面，都起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这里固然有其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管理能力，同时也与他重视和利用文化流人有极大关系。在巴海任内，修建了宁古塔新城。这是由于宁古塔的地位日趋重要，旧城地势狭小已无法适应政治、经济的发展，康熙四年〉，将宁古塔衙门从旧城（今牡丹江海林市旧街）迁至新城（今宁安市），修筑了从宁古塔新城至吉林乌喇（今吉林市）、盛京（今沈阳）、三姓〈今依兰〉、珲春和阿拉楚格〈阿城）等地的驿站，以便利宁古塔与盛京今沈阳）的交通运输及信息传递。为了宁古塔新城文化、经济的繁荣，巴海对流人的文化和教育活动一直是支持的，这其中固然有他治理辖区需要有政治作为的理念，同时也与满族上层人士对汉族文化的仰慕有极大关系。清初，习汉文、尊汉俗在满族人中"竞慕成风"，巴海自然也受此风习影响，所以对汉族知识分子流人不仅没有过分的管压，而且力主优渥，尽量利用族流人的文化知识来为宁古塔的文化发展服务。鼓励流人办学授徒、集贸经商、开垦种植。他不仅礼聘吴兆骞为自己的衙门书记，并且还身体力行，主动聘吴兆骞教授自己的儿子学习汉族文化。所以，他对流人们的结社交游、作文吟诗这样的文化活动不予干涉和禁止，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三七子诗社的活动及影响
诗社成立于康熙四年夏，由张缙彦召集发起。七子之会的活动，据记载是每月集会三次，然后分派题目，限定诗韵，吟诗作赋。诗社不仅活动频繁，而且还多"宴游雅集"，如《同诸公饮城东水次分韵得春字》、《席上赋得吴郡》、《早秋陪诸公游密将山》等许多诗作，都是在活动中产生的。在诗社这样的友情组织中，诗人一扫流人身份的抑郁情绪，把自己对文字掌握的技巧充分运用起来，把自己文化人的人生价值充分体现出来，而宁古塔的山水风光、气候节令、人情习俗等就是他们最好的创作源泉。
七子诗社的活动时间不是很长，本来在康熙九年，由于张缙彦病卒，诗社活动几乎濒于停止,但由于此年和次年先后有张贲、陈志纪、王定之及吴兆骞的门人陈光启的来到和加人，诗社的活动又得以延续了一阵。
陈光启，字昭令，"秀而嗜学"；陈志纪，字雁群，是七子之会后期的重要成员。但陈志纪不幸早逝，这不仅使诗社同仁伤悲，亦对诗社的活动有一定影响。终于因种种原因，先前那样规模性的宴游分韵活动还是停歇了。不过，流人的文化创作活动一直没有停止,更为重要的是，从此这塞北荒漠就有了文化清泉的流淌，宁古塔诗歌和中原的吟唱韵味同调了。
在诗社同道的互相砥砺和酬唱下，流人的创作才情大增，流传下来的诗作不少，其中，吴兆骞的作品于康熙十八年结集刊印，名之为《秋笳集》，所收之诗作三百多篇，大部分是诗社期间所作。他的诗充分反映了作者谪居宁古塔的所见所感，抒写出穷愁苦闷的被逐情怀,描绘了壮美冰寒的塞上风光，记述了奇彩纷呈的民族特色以及边疆军民抗俄的滚滚烽烟。吴兆骞的诗意境阔大，感情深沉，格调凄伧，独具特色，尤其是在边疆军民抗俄斗争中，诗人写下了大量具有新的意境和现实主义风格的边塞诗篇，为世人描绘了反侵略战争的风云画卷。不仅如此，诗人还亲身参与了那里的战斗生活，如他在《野宿》诗中写道："金笳不动关山月，铁骑长寒海戌风。自是骠姚去塞外，空惭孙楚在营中。十年书剑长征惯，怅望深霄更倚弓。"在《寒食》诗中也写道："昨岁从军栗末城，今年寒食尚行营。……年华已分沙场老，敢向春风恨远征。"军旅中的战斗生涯，使他的诗作更具有自己独特的边塞特色，成为继唐边塞诗后又一诗苑奇葩，他也无可争议地成为清初东北诗坛的领袖人物。其他如张缙彦、姚其章、钱虞仲等人，也都有不俗的诗作，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出版传存的比较少，我们只能从他们同侪友人和后辈的点滴记叙中，略窥其诗作的辉光了。
宁古塔流人诗社是黑龙江大地上第一个文学团体，它的意义和影响是极深远而重大的。
第一，就文学方面讲，它与顺治年间在辽宁成立的冰天诗社同为流人自己组成的文学团体，他们用汉民族优秀的文化为东北的文化荒漠吹过一缕春风。正是由于他们播撒下的诗歌种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涵养发育，于嘉庆、道光年间，在东北崛起一批本地的乡土诗人，其代表人物有奉天的缪公恩、吉林的沈承瑞。另外，由于东北诗人传承着结社习惯，清末仍然有不少有影响的诗社，如吉林的"松江修暇社"和"雪蕉诗社等社团，形成了著名的"文人集团"。第二，就文化方面讲，人的这种文化精神的传播，不仅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尊重，加深了满汉之间的感情，促进了民族团结，也使得当地少数民族的民众文化修养有了极大的提升。满族民众不仅乐于与汉族流人交朋友，还热心普及知识，传播文化，吸取汉族先进文化，一时学习空气很浓。不少满族人士特别是上层人物，不仅重视文化，尊重爱护流人文士，也热衷于文化事业,促成了满族汉化步伐的加快。如前文所述，巴海将军曾聘吴兆骞为家庭教师，教其二子。由于文化知识的提高，出土文物亦得到重视。康熙十五年，在离宁古塔四十里的沙儿虎旧城出土了一个"大苦州印"的辽代铜印，当即被"传送礼部"(杨宾《柳边纪略》）。由于满汉共同重视文化，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也就多了，宁古塔的七个寺庙，"春夏间满汉男女载酒征歌无虚日，文人多赋诗以纪其盛"（同上〉。
有了这种文化的追求与表现，民族的融合才有了可能，而文化的融合又促进了边疆的发展，无怪乎来自内地的杨宾写诗咏道："如今风俗变，一一比皇畿。
第三，就思想方面而言，宁古塔流人诗社使我们看到当时文化思潮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审视历史就会看到，明末清初，中华民族的国家概念更加清晰，民族也繁荣，而思想界的飞跃也在此时发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就是那个时代"塔尖式"的人物。但是，何以会在明末清初出现这样令人嘱目的"塔尖式"人物呢？这就是因为有一个能够托起伟大思想家的坚实而深广的"塔基"。所谓"塔基"，就是思想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清初的思想家在改朝换代的大变革时期，不可能不去思考社会。他们思考的结晶就是讲求"经世致用"，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顾炎武提出重新认识"国家"和"天下"，提出"亡国"不可怕，因为那只是一家的事，只有"亡天下"才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毁灭，才是可怕的；还有王夫之的"知行相资"思想和黄宗義的重视文化教育的思想，在宁古塔流人中都得以体现，所以，才有了流人在其创作中所表现的国家认同感，而流人诗文在内地的传播，也使国人认识到国家河山的另一面，对内地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单位：牡丹江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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