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的青瓷窑，有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和洪州窑等六大瓷窑。陆羽在《茶经》中把越州窑放在首位，以越州窑烧制的茶碗为最好。唐代瓷窑均以州命名，六大青瓷窑除了鼎州窑还未发现外，其余浙江两个，湖南一个，江西一个均已发现。当时北方的邢窑白瓷也已发展起来。《茶经》对岳州瓷青、寿州瓷黄、洪州瓷褐等也都作了具体的描述。上述越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五大青瓷窑均分布在南方，以越州窑为代表，形成了南方青瓷发展体系，北方邢窑白瓷发展起来以后，与南方青瓷并驾齐驱。隋代以前，青瓷生产处于主导地位。《茶经》中记载的唐代青瓷窑就是在隋代青瓷生产的基础上延续与发展起来的。唐代越窑是指隶属越州的绍兴、上虞、余姚等地的瓷窑。其中以余姚上林湖一带瓷窑为代表，烧制的器物在唐代前期仍保持南朝和隋代青瓷的风格，中晚唐以后，越窑瓷器既有继承前代的形式，也有按照社会生活需要而创新的器皿。碗和盘是当时人们的主要餐具。当时已经通行撇口碗，碗壁外斜，玉璧形底，制作工整。到了晚唐，碗的形式越来越多，计有荷叶形碗、海棠式碗和葵瓣口碗等。陆羽在《茶经》中所提到的茶碗，碗口不外卷，底卷而浅，就是为适应饮茶需要而出现的新品种。鼎州窑至今未能发现，对其窑址说法不一，一说在陕西省富平县，一说在泾阳县，最近有些文物鉴定工作者认为是陕西省铜川的黄堡镇，理由是陕西境内发现的唐代青瓷窑址只有铜川窑青瓷，而铜川隶属鼎州。
《茶经》中虽然把鼎州窑排列在第二位，但没有进一步论述它的特征， 其窑址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陆羽把婺州窑列于第三位，同鼎州窑一样也未提及它的特征，不过考古工作者在唐时隶属婺州的金华地区，发现瓷窑多处，从东晋至宋代的窑址皆有，其中唐代青瓷窑应当就是陆羽《茶经》中的婺州窑。岳州窑与寿州窑已经过多次调查。岳州窑位于湖南湘阴南境窑头山一带，是隋代湘阴窑所在地，唐时隶属岳州。岳州窑从东晋、南朝直到隋、唐都烧造青瓷。唐代岳州窑所产器物一般胎壁较薄，釉色明亮，多采用支钉烧法，底足有釉，器物制作精细。《茶经》将其排列在第四位，并提出"岳瓷皆青，青则益茶"。寿州窑位于准南市田家庵区的上窑镇，是隋代准南窑的所在地，唐代隶属寿州。寿州窑在隋代开始生产青瓷，釉色青，器身常有印花装饰。唐代寿州窑器物釉色青黄，胎质粗，因而陆羽把它列于第五位，并指出"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窑位于丰城县曲江镇的罗湖村，东晋、南朝时期就开始烧造青瓷，器口沿上的褐色斑点以及莲花瓣纹饰，为其早期特征。唐代器物一般较为粗糙，釉色以黄褐者居多。丰城在唐代属洪州，丰城窑的唐代遗物又与《茶经》中记载的"洪州瓷褐，茶色黑"相符。
我国瓷器生产历史悠久，南北各地瓷窑既具地方特色，又有共同的时代风格，每一瓷窑都经发帛与衰落的过程。唐代瓷在隋代
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其中有些瓷窑延续烧造青瓷，如上述《茶经》中提到的6个青瓷窑；有些瓷窑在烧制青瓷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明创造，如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窑、河南地区兴起的"花瓷"窑以及湖南烧制釉下彩瓷器的长沙窑等。青瓷窑中以越州窑的历史最为悠久。唐代的越窑讲究釉色美，晚唐出现了简练的花纹装饰。由于当时人们习惯于使用青瓷，加以外销的需要，越瓷的造型更加丰富，制作更为精工，窑业兴旺发达，越窑遂成为南方青瓷的代表。婺州窑受越窑的影响而生产青瓷，属于浙江越窑青瓷系统，故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湖南的岳州窑在唐代后期就逐渐衰落，而由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器所代替。寿州窑的前身为淮南窑，在隋代是比较发达的青瓷窑之一，到了唐代，瓷器的胎质粗糙，尽管在胎上常用化妆土，但釉色泛黄，不为当时人们所喜爱。洪洲窑在隋代已很发达，烧制的青瓷多具花纹装饰。同寿州窑一样，它在唐代已经逐渐衰落，趋于下坡，其产品粗糙，釉色以黄褐者居多，所以陆羽把它列于第六位。
唐代青瓷窑，除了处于沿海地区的浙江越州窑、婺州窑有较大发展外，湖南的岳州窑、安徽的寿州窑以及江西的洪州窑，均面临衰败境地。唐代后期，烧制釉下彩瓷器的湖南长沙窑、河南地区"花瓷"窑的兴起，尤其是河北邢窑白瓷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南方青瓷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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