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统一全国，使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进人了高度发展时期，陶瓷生产呈现出蓬蓬勃勃发展的新局面。隋代历时甚短，立国仅39年即亡。但它的历史地位，犹如秦对立于两汉，为后继王朝^唐建立统一大帝国创造了条件。同样，在陶瓷史上，隋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北朝时期，北方瓷器既无文献述及，陶瓷考古发现的古瓷窑也稀见。北朝末期特别是进人隋朝以后，南北瓷业开始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烧制的器物也明显增多。
基于隋代结束了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瓷器生产便能既继承了北方青瓷的传统风格，也吸收了南方青瓷的特点，故南北青瓷得以融合与发展，形成了隋代青瓷的一大特征。隋代瓷窑的分布也改变了南北朝时期瓷器生产的格局，使南北方瓷器生产并驾齐驱地向前发展。
文物鉴定工作者在河南、河北、安徽、四川、湖南等省发现并调查了不少隋瓷窑址，其中有些窑址还进行了发掘，这就为进一步研究隋瓷的烧造技术与窑址分布提供了重要资料。
根据它们的分布地区及烧制器物的特征，大体上可以归纳如下四个系统；
第一，河南的安阳窑与河北磁县窑两窑基本相同，烧制器物都以四系罐、高足盘、钵形器与大小平底碗为主，胎质厚重，呈灰白色，釉为青釉，或青中闪黄釉、透明玻璃质釉，并有不同程度的流釉现象。器里外施釉，器外施釉不到底。施釉方法有荡釉与蘸釉两种，一般器物里面都采用荡釉法，器外采用蘸釉法。荡釉方法是将釉灌人器物内，然后捶动倒出而成。蘸釉方法是拿着器物的底部往釉水里一蘸即可。因而两窑烧制的器物里面都为满釉，器外部为半截釉。器物成型方法均为轮制，只有少数附件为模制与捏制而成。窑具均以支具为主，有大小锯齿支托和三叉支具，扁圆形垫饼及筒形支具等。两窑均未发现匣钵，这一现象与采集的器物留有支烧痕相对照，可看出它们是叠烧的。但两窑在规模、烧制技术高低、产品的粗精上也有所不同。其中要以河南安阳窑生产规模为最大，烧瓷的品种亦多，除了日常生活用具外，还生产各种雕塑品与明器等。产品也较精致，在许多器物上还附有花纹装饰，代表了这时期北方瓷窑的烧制水平。
第二，湖南湘阴窑烧制的器物比较丰富，在造型上也具有自己特点，隋代南北各窑常见的四系罐也有它的独创之处。四系罐为浅盘口，圆腹或椭圆腹，腹是随着器物的大小而有所变化的，平底、腹与肩部常常装饰以团花和卷叶纹组成的带状纹饰。这种罐显然与河北、河南二窑的四系罐有较大的不同，钵形器及大小平底碗等也有它的风格。钵形器底部丰满，一般足径较大。碗深形，口甚敛，小平底，并有一凹圈（假圈足）。特别是深盘口、高长颈四系壶与高足碗为其它各窑所没有。它的另一种带短八棱嘴壶就更为少见了。施釉方法与上述第一系统两窑相同，器里外施釉，器外施釉不到底。施釉一般较薄，常有开片现象，有的器物釉易剥落。釉色有青、黄、酱三大类，部分釉因窑变而呈蓝色或紫色。
湘阴窑的器物多重视装饰，这也是一个较显著的特点，纹饰以印花为主，配以划花的方法，并根据不同器物巧妙地进行装饰，高足盘中心部位的多层花纹装饰，为其它各窑所没有，因而把它们划归一个系统。
第三，安徽淮南窑既不同于河北、河南二窑，又与湖南湘阴窑有较大的区别，准南窑的四系瓶最具特色，在其它各窑中都未被发现。
具有隋代器物特征的高足盘也独具风格，罐的形制也不相同。河北、河南二窑所流行的钵形器及大小平底碗在淮南窑址未被发现。在器物的胎质与釉色上也不一样，胎质较粗呈青灰色者较多，而且胎中由于留有细小的砂粒而存在着大小不同的气孔，因而产生出许多铁色的斑点。釉为青色，有些隋青釉贴花四系罐物呈现出青中带绿、青中带黄，在积釉处往往还有紫翠色的窑变釉。施釉方法与北方窑相同，但釉薄，透明度也较差，因而较比稳定。器物成型主要以轮制为主，装饰方法多为印花、贴花和划花三种（图一八）。在装饰题材与构图方法上与湖南湘阴窑稍有区别。淮南窑的窑具较比简单，只发现三又支托与四叉支托两种。在烧瓷技术上不如河南安阳窑，品种也比较单调，器物釉色的多变化也说明在窑炉结构以及控制窑炉气氛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第四，四川成都附近与邛崃县一带的瓷窑烧制器物均大致相同，也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它不同于上述南北各窑而另成系统，器物的胎质较为粗糙，胎色为紫红色，釉均较薄，不甚透明，器里外施釉，施釉不到底。胎与釉之间普遍使用一层白色的化妆土，这也是成都窑一个显著的特征，另外高足盘的形制也较矮，碗浅式，平底小足也独具一格。
窑具是研究烧造方法的重要资料，隋代烧瓷以支具为主（湖南湘阴窑已使用筒状匣钵），未发现匣钵（碗笼），说明还停止在叠烧阶段。由于隋瓷人窑烧制时不用匣钵，胎体在窑内直接与火焰接触，受到窑内烟火的熏染，因此器物的釉面不均，往往还会粘上许多渣滓，这是烧造方法上一个最大的缺陷。在窑的结构上，尽管隋代青瓷一般均采用还原焰烧成，但这时还不能完全掌握还原焰技术，窑内时而出现氧化气氛，烧成褐色或黄色等不同的颜色，这就是隋瓷釉色不够稳定的主要原因所在。根据隋瓷表面及各窑碎片上所遗留的旋削痕迹，可推知隋代瓷器是轮制的，大件器物的系、柄、流等则为手制。隋代施釉方法有荡釉与蘸釉两种，所以隋瓷器里都为满釉，器外都为半截釉。化妆土的运用是隋代制瓷工艺上的一个重要措施，南北瓷窑均已使用，这在魏晋南北朝的烧造方法上也有过，但不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不但可以弥补胎面粗槌之弊，同时也能增加胎坯的白度而使器物烧成后更加美观起来。
隋代瓷窑的分布，改变了南北朝瓷器生产布局，使南北方瓷器生产并驾齐驱地向前发展。隋代瓷器生产是建立在全国统一基础之上，它既继承了北方青瓷的传统风格，又吸收了南方青瓷的特点而发展起来。隋代窑址尽管到目前发现的不多，但多数集中在水陆交通要道经济发达地区。河南的安阳窑、巩县窑，河北磁县窑等北方瓷窑系统均分布在洛阳、长安大都市及运河沿岸。安徽的淮南窑、江西的丰城窑与湖南的湘阴窑等南方青瓷系统也集中在淮水、长江水陆交通要道。它们的产品当时就通过运河、淮河、长江运往南北各大都市，满足与适应这些繁华大都市对于瓷器的需要。
考古资料表明，隋代墓葬较多地分布在北方的河北、河南、陕西等省。出土瓷器也很多， 并且有北方青瓷特征。南方的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发现的隋墓也不少，出土的瓷器显然与北方不同，这些南北各地出土的隋瓷，无论从它们的造型、纹饰、胎质、釉色等各个方面来看，绝大多数与邻近瓷窑的产品相同，可以看出它们是邻近瓷窑的产品。如河北、河南、陕西的隋墓出土器物，常常可以看到的是四系罐、高足盘、钵形器和大小碗等。这些器物在河南安阳窑、河北的磁县窑遗址中均有发现。安徽境内隋墓出土的器物当中，常见的四系瓶、高足盘等均与北方两窑的产品不同，而与安徽淮南窑遗址出土器物同一风格。湖南、湖北两省隋墓出土的器物，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器身多印花纹装饰。这些出土器物中的大多数，可能来自湖南的湘阴窑。四川、广东隋墓出土的瓷器各具特色。四川出土的隋瓷多数与成都邛崃窑址出土器物相同，广东地区目前尽管还未发现隋代的窑址，但据出土的产品特征来看，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它的窑址今后在这一地区发现是完全可能的。
综上所述隋代南北四个瓷窑系统，尽管各有不同的特点，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着的一个整体。这些隋瓷窑发掘出土的器物与当地隋墓出土瓷器对照印证，它们既具备地方色彩，也较多地具备共同的时代特征。北方较为流行的四系罐、高足盘、大小平底碗等，'在南方瓷窑中也大量生产， 具备南方青瓷特色的各式瓶以及以鸡头作流的壶，也在北方瓷窑中盛行。这种南北瓷窑的融合与交流是隋代青瓷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隋朝南北统一在陶瓷生产上的具体体现，为唐代瓷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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