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窑均建立于都城附近。北宋时期的官窑一个建在汝州，另一个设在钧州，故称汝窑与钧窑。南宋时期修内司官窑与郊坛官窑建立在临安（杭州）附近。河南与浙江既是两宋都城的所在地，又是我国瓷器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浙江的青瓷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青瓷的主要发祥地，著名的越窑与龙泉窑是南方生产青瓷的代表。河南素以白瓷与"花瓷"著称，特别是汝州青瓷与禹县钧瓷，更是出类拔萃的创新品种。它们各有千秋，为我国瓷器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宋官汝窑与官钧窑的建立由于集中了人才，不惜工本，选料优质，工艺精堪，烧造了很多适应皇朝使用的高档瓷器。所以，官窑瓷器尽管不是商品生产，数量也不多，但它却代表了宋代瓷器的最高水平。官窑瓷器与民窑不同，它们注重瓷器的釉色美和造型的典雅，不追求刻划花装饰。因而，开创了瓷器的釉色与开纹片装饰的新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窑瓷器的发展。另一方面，因"官窑"瓷器严禁民用，严禁"民窑"仿造，多加以种种限制，特别是被宫廷选中的汝窑与钧窑，白官窑建立后，再不许民间继续烧造。"民窑"创造出来的这两个新品种，在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时，就被宫廷控制起来。"民窑"在此情况之下，不得不停烧或改烧其它品种。这无疑对民窑瓷器的发展起了促退作用。因此，河南地区由于"官窑"的建立，使"民窑"不得不放弃汝窑青瓷与钧瓷的生产，转而仿烧当时北方最流行的耀州窑青瓷。这是河南地区大量出现烧制耀州窑青瓷的重要社会原因。所以，"官窑"对宋代瓷器的发展所持有的两重性，在河南地区瓷器发展史上是异常明显的。
靖康之变，宋室南迁，宫廷用瓷仍自置官窑烧造。南宋官窑的建立，对南方民窑青瓷生产与发展，同样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南宋官窑瓷器的基本特征是"袭故京遗制"，即依据北宋官汝窑的形制进行生产。
第二，由于战乱，北方优秀工匠南来，把官汝窑的烧瓷技术运用于南宋官窑，并与当地工匠和自然条件相结合，加以创新，烧制出修内司官窑与郊坛官窑两种瓷器。南宋官窑瓷器在造型上多为仿古器形，与北宋官汝窑风格相一致。此外，因官窑瓷器注重釉色美，厚釉成为其最大特征。为了达到釉色深沉、光滑莹澈的效果，在釉层加厚的同时，必须减薄胎体与之相配合，因而，胎薄是它的又一重要特点。在装烧方法上，多用北方支烧，但根据器物的需要也采用垫饼烧法，或支烧、垫烧二法同用于一种器物。综上所述，严格说南宋官窑瓷器的特征，既不同于北宋官汝窑器物，又有别于南方的越窑与龙泉窑器物，而是在特殊情况下，融合南北技术所烧制成的产物。
第三，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瓷器需要量不断增大，除以"官窑"为主供应外，部分瓷器还要依靠龙泉"民窑"烧造。在龙泉、溪口所建立的黑胎青瓷窑，正是出于此种原因。它烧制的为仿古器形，具有厚釉薄胎、开片纹等特征，故有所谓"龙泉仿官"之说。古董鉴定家认为为："官窑先进的制瓷工艺，很快被龙泉窑所继承。在龙泉县大窑新亭、番底、杉树连山和溪口瓦窑蝉、骷髅湾、李家山等地的窑址中都发现一部分仿官窑的黑胎青瓷，其中瓦窑洋窑以仿制官窑瓷器为主，而且仿得很像。同时，大窑等地生产的白胎青瓷，从器形、纹饰和多次上釉，用垫饼烧的工艺，也是受了官窑的很大影响，而与南宋前期龙泉窑传统的制瓷工艺不大一样，所以，龙泉窑制瓷工艺的极大提高是与官窑的影响分不开的。
由此可知，南宋官窑的建立，促进了龙泉窑烧瓷工艺的提高，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龙泉的粗厚笨重的造型，使其玻璃状的透明薄釉转变为乳浊性的青釉。这种"官窑" 与"民窑"的共存及其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了宋代瓷器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也是宋代瓷器高度发展的重要原因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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