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七年（1868年）春三月，任伯年随任薰游艺苏州，同年十一月赴上海发展，并从此寓居沪上。在苏州期间，任伯年结识了著名画家胡公寿，并为之绘制肖像画《横云山民行乞图》。这是任氏在这段时间中绘制的数件肖像画之一。任伯年另一件与胡公寿有关的肖像作品是《胡公寿夫人像》（徐悲鸿纪念馆藏），大概也是此时所作。任伯年到上海后得到胡氏的鼎力相助，或与此段经历有关。
《横云山民行乞图》（图一）是一件公认的任氏真迹，曾归徐悲鸿先生所有，现藏中央美术学院。图中胡公寿侧面而立，头略前倾，双目向前凝视；戴笠赤脚，袍施补丁；腰系数个葫芦，双手拄竹杖，左臂挎竹篮，篮内有梅数枝、书一册；无补景。人物神态逼肖生动，寓意颇深。这是任伯年早年肖像画中的一件重要作品。画中的横云山民胡远(1823〜1886年），字公寿，号小樵、瘦鹤，又号横云山民，作画多以其字署款，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侨居上海。能诗，擅长书、画。画笔秀雅绝伦，以湿笔取胜。山水、花木无所不能，尤喜画梅。书法出自颜真卿、李邕而自出机抒。胡公寿于咸丰年间侨寓上海，同治初年巳是沪上著名的画家。他为钱业公会礼聘，外地画家寄寓沪上者，倘能得该会支持，便能迅速打开局面。当时沪上不少画家都曾得到胡公寿的帮助，任伯年到上海后能够立足并发展，也与他的多方关照是分不开的。胡、任两人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这从传世任伯年绘画上胡氏大量的题字便可以看出来。
该图的题款分两部分。右上角一行："横云山民行乞图。同治七年之冬，胡公寿自题"，其中后面十一字比前面数字略小；右下侧一行："萧山任柏年写"。此外，画的左上方还有辛未年（1871年）秋七月蒋节的题赞四行。
关于"萧山任柏年写"这一行六个字的书写者，丁羲元先生在其大作《任伯年年谱》一书中认为是胡公寿所题郑逸梅先生在《记画家任伯年》一文中也称是公寿所写，并说："伯年作柏年，仅见于此"。的确，从字体上看，上下两行字是比较相似的，而且这六个字的写法与常见任画中的款字也有明显区别。将它鉴定为胡公寿所写是有一定原因的。但是，仔细分析这两行字之间的关系之后，笔者认为下一行字应是任伯年的手笔。
这幅画把题款分成两部分，并且将绘画者的姓名居下的做法，与一般画家自己不落款而由他人题画的惯例（如"某某画，某某题"等）相悖，而且有不尊重画家之嫌。其次，"萧山任柏年写"这行字比上方的款字略偏向右侧，字体又明显小于上一行中的"同治七年之冬，胡公寿自题"诸字。这样的格式，如果将之视为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也是不合常规的。胡公寿题任画还有不少，我们可以拿来做点比较。如：同一年所作的《榴生像》（南京博物院藏），款识为："榴生仁兄四十岁小象。戊辰之冬，萧山任伯年写，公寿署款"。作于次年、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淞云先生像》，也是胡公寿所题："淞云先生遗象。同治己已嘉平，先生令似任柏年仁兄写真，属华亭胡公寿补树石并记"。这种任画胡题的格式比较符合常规，与此画题字格式明显不同。而光绪丁丑年（1877年）所绘《冯耕山肖像》（上海博物馆藏）的题款则是另一种情况。该画右上角是："耕山冯君流水声中读古诗小象。丁丑秋九月，华亭胡公寿题"；左下方则是任氏自题："光绪丁丑九月望日，伯年任颐写"。其中，"耕山冯君流水声中读古诗小象"字体较大，其后纪年及胡氏名款略小，任伯年自题的字体更小。这与《横云山民行乞图》题款的情形正好大致相同。因此，将这行字定为伯年自题，似乎更为合理。这样一来，上面所述的不合理之处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定居上海后，任伯年书法受胡氏书法的影响极大，两人的字体较为接近，这是公认的事情。而这行字能否看作是这种影响的开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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