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良的生卒年，古人无确考，检阅《画史会要》、《图绘宝鉴》、《明画录》、《广东新语》等，皆各有出入，相互矛盾。直至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才开始对此作过有益的探索，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李天马先生、汪宗衍先生和李育中先生的考述。李天马先生依据黄佐修撰的嘉靖版《广东通志》和《广州人物传》考作："是知林良少年从游颜（宗）、何（寅）两师之门，景泰六年至八年^之间供职左布政使时，绘事已臻妙境，……据此，林良成名于景泰，人已中年，从而推算，约生于永乐，卒于成化（1480年）前后，差为近实。弘治中当已去世。"⑪ 汪宗衍先生则推论何经与林良交往的时间是在成化二十年，推论顾清《为潘克承题林良芦雁》诗作于弘治五年，以其时林良尚在北京为依据，定作"约生宣德初（1426年），卒弘治中，年约七十左右"@。李育中先生始以林良、吕纪齐名，把林良定为弘治时期之人，又从李天马说，把生年定在永乐年间，即"约生于1416年，活了六十多岁"。
综观三家论述，虽各有所据，彼此互见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定林良的生活时间在65至70年之间。笔者认为这较为符合林良的实际情况。不过，他们的失误处也是明显的。
如前所述，汪宗衍文的考订把何经与林良交往的时间推迟了20年；其次，即使顾清《为潘克承题林良芦雁》诗确实写于弘治六年0493年），"乍见几欲呼麿师，乃知此老笔不疲，市朝山林时见之"的句意，应属描述林良作品的水平和传世的数量，不涉及作者本人的状况，也就不能作为林良是否在世，更不能作为确定林良在北京的依据，因为林良至迟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之前已回到广东设馆授徒了。此外，据刘九庵先生所考，明代宫廷画家有一显见特点，就是喜欢在作品上钤盖带钦"、"御"字印章。像朱端有"钦赐"印，孙隆有"钦赐崆峒遗迹"印，王谔有"御府图绘之记"印等。如果把刘九庵先生的考订再作深人引申，笔者认为还可据此大致划分出各印所在的时代来。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钤用的印章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富于诗意的闲文章型，如"玉露余香"、"凤池清趣"、"怡情动植"、"日近清光"等；二是表示官职、地位的章型，如"锦衣镇抚"、"锦衣都指挥"、"指挥使周全图书"、"金门画士"、"锦衣都指挥殷偕"、"清禁侍臣"等；三是体现荣誉的章型，如"御府图绘之记"、"钦赐一樵图书"、"钦赐崆峒遗迹"等，即刘九庵先生考订的"御"字型、"钦"字型印章。我们今天已很难指认这些印章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或者使用它们的意义又是什么，也无法了解为什么有的宫廷画家使用，有的宫廷画家没有使用。但这些印章所反映出来的时代性却是清晰的：一型印几乎全部是用在活动于14世纪末至15世纪的宫廷画家的作品中；二型印则介乎一型印与三型印之间，多用于15世纪及15世纪后期的宫廷画家的作品中；三型印无一例外皆用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期的宫廷画家的作品中。其中一型印虽然没有具体的宫廷画家身份标识，不过，试检阅同一时期的其他画家的作品，包括风格与之相近的浙派画家作品，大都有喜用闲文印章的习惯。如淮安明王镇墓出土的夏昶《墨竹图》钤有"游戏翰墨"印，何澄为景容作《山水》也钤有"游戏翰墨"印，谢环《山水》钤有"素心白发"印，李在《萱花图》钤有"自家意思"印、"海天秋月" 印，李政《山水》钤有"墨池清兴"印、"泉石烟霞"印，樊晖《山水》钤有"海天秋月'印、"乐只山水"印，戴浩《山水》钤有"墨池清兴"印，高鼎《墨菊图》钤有"林塘一区"印、"江山钟秀"印，等等。有的甚至在款书下以闲文章取代姓名印，可见此时的画家对闲文印的钟情程度以至达到狂热的地步。因此，一型印虽然不能定性为宫廷画家的专用标识，但它的流行时尚特性，无可置疑地成为区别使用三型印作品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说使用一型印和二型印的作品年代，要早于使用三型印的作品。尽管林良没有使用类似印章的记录，然而《广东通志》记载，后于林良的何浩有作品传世，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万壑秋涛图》卷上就钤盖有"钦取"印文的印章，据此得知何浩当属约公元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宫廷画家，即成化末年至弘治年间之人，也可证林良卒年至迟不得晚于成化末年。
而李天马所考，则忽略了《广东通志》"少聪颖，以赀藩司奏差"的记录。若如其考，林良生于永乐年间的1416年的话，到了他当藩司奏差的景泰年间，已是35岁以上的人了，"少聪颖"与人已中年实无法画上等号。至于李育中所言， 前后自相矛盾，既从《广东通志》把林良生年定在1416年或更早的1410年，又将林良、吕纪齐名的传闻作为依据，把他称为弘治时人，失当处不辨自明。
正视文物鉴定专家正确的研究结果，除去其失当处，林良的生卒年大致是：生于1425年前后，至景泰元年（1450年），应不足30岁，尚符合"少聪颖"的记录；卒于1480年至1485年之间，亦即成化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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