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青瓷的烧成，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时期的青瓷窑在浙江的上虞、宁波和永嘉等地发现多处，其中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出土的标本，经过上海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化验结果，它的烧成温度巳达到1300读左右，胎质烧结不吸水，显微结构与近代瓷器基本相似。胎质的白度与透明度也达到相当的水平，它是我国青瓷烧成的重要标志，从此陶与瓷就有了明显的界限。
陶瓷生产是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直接相关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形势十分混乱，朝代更迭频繁，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陶瓷生产的发展也无一不与这时期的时代特点有关，致使南方与北方青瓷的发展，也出现了很不平衡的状态。自291年的西晋时起，至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部时止，前后150年的长期战乱，使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陶瓷也处于无法生产的境地。北方青瓷的发展停滞不前，从而形成了北方青瓷发展史上的一大空白。考古资料表明，这段时期的窑址不仅没有被发现，而且墓葬出土的瓷器也很少。与此相反，长江流域比较安定，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从东汉时起，经济出现上升趋势。孙吴时期，在前期的基础上又有所进展。正当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的同时，南方经济却稳步地向前发展了。陶瓷生产和其它事业一样，也相应地发展了起来。因此，南方与北方青瓷的生产，不仅有时代的先后，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所差异。故有南方青瓷与北方青瓷的区别，并成为这一时期青瓷发展的主要特征。
浙江是我国青瓷的主要发祥地，又是六朝时期瓷器的主要产地，南方青瓷的生产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烧窑遗址在上虞、绍兴、宁波、鄞县、萧山、德清、余杭、永嘉等县均有发现，其中以上虞县最为集中。上虞地处杭州湾南岸，自然条件好，窑址背靠群山，瓷土蕴藏丰富， 燃料充足，交通便利，是当时瓷器的生产中心。其遗址大部分布在曹娥江中游两岸，时代自三国至东晋、南朝均有发现。烧制器物有鸡头壶、四系罐、香熏、唾壶、多格盘、虎子、砚台、水注、耳杯、碗、盘、洗等多种。此外，还有一些鸡笼、猪圈、灶等明器。青瓷的装饰，西晋时以印花为主，有弦纹、方格纹、菱形纹、网纹等，并组成条带状，装饰在器物的肩部与腹部。东晋时，印花装饰减少， 多为褐色斑点，主要装饰在器物的口沿部位。南朝时期，受佛教的影响，刻划莲花瓣纹开始流行。
南方青瓷在浙江一带墓葬出土也极其丰富，其时代包括吴、西晋、东晋和南朝等时期。本世纪30年代，浙江绍兴曾发现一些出土物具有黄龙、赤乌、永安、甘露、宝鼎、凤凰、天册、天纪等年号的三国孙吴时代的墓葬，并发掘出了一些青瓷，其中以刻有吴"永安三年"（260年）的青瓷谷仓罐最为有名。这件有纪年的器物提供了科学断代的依据，使我们目睹了这个时期我国青瓷的烧制水平（图一四）。本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南京、镇江、太湖、扬州等地的墓葬中发掘出土了大量各个时期的青瓷。其中以南京为最，因为南京是六朝故都，出土的青瓷反映了南方青瓷不同时期的发展面貌及特征〈图一五〕。这些地区六朝青瓷的大量出土，特别是纪年墓出土的器物，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断代的依据。而且与窑址出土物相印证，既解决了烧窑遗址的时代，也为解决墓葬出土物的产地，找到了可靠的根据。
除上述江、浙地,'这时期的窑址与墓葬在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以及四川、广东、福建等地也有一些发现。其中重要的烧窑遗址有江西的丰城窑，安徽的淮南窑，湖南的湘阴窑以及四川的成都窑等。烧制器物的品种和装饰与江浙地区相比，除了带有本地区风格外，均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但值得提及的是，这些地区出土的青瓷与浙江生产远销到江苏南京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们是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湖北鄂城六朝墓出土的大批青瓷，尽管在造型上与上述地区大致相同，但在胎、釉特征上既不同于浙江，也有别于湖南而独具风格。但它们的产地在哪里呢？因目前还未发现其窑址，据分析可能为当地瓷窑烧造。这一文物鉴定的推测还有待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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