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和对70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角骨测定，我国古代曾经有过的犀牛属苏门答腊犀〈双角)和爪哇岛犀(独角〉，称"苏门犀"和"爪哇犀"。明清时代中国的犀角料均来自苏门答腊和爪哇。犀角来源稀少，价格昂贵,在古代即出现有不肖商人为利所驱，以水牛角冒充犀角出售之事，此"恶习"至今不绝。现在市场上，我们有时也看到有假冒的犀角品，主要是来自西藏的牦牛角或野牛角。据传，在西藏墨脱一带，还有犀牛生存。于是，假冒者取西藏牛角来冒充，初涉收藏者易受骗。
犀牛角与牛角的细胞组织构成不同。犀牛角是皮肤角质化的物质，全为角质素。而牛角则为骨和角质素的混合物(骨的成分主要是胶原质和石灰质)。纵然一件犀角雕刻品其表皮因设计的造型所需经处理而改变了形状，但其细胞组织的结构不会变，这与牛角的细胞组织是不同的。从外貌看，犀角的颜色有黑褐色、深棕色、嫩黄色之分，整段犀角近角尖一端的三分之二部分是实心的，近角根端的三分之一为空心管状，整段犀角的空腔与实心部分之比与象牙相似。其纹理较粗，平剖可见一丝丝的条状紋，截断面有极细小的如鱼子般的颗粒，古称"粟紋"，而牛角(包括牦牛、野牛角）则无"粟纹"。牛角有螺旋紋，纹理粗细不一，是用肉眼可以识别的。
牛角是市场上假冒犀角最多的东西。牛角有黑白两种，白的多染色，由于牛角材料来源丰富，故牛角制品价格较低，收藏界历来认为牛角雕刻品不上档次,心术不正者于是千方百计用牛角做假来冒充犀角雕，以获取最大的利润。
犀牛有不同的品种，犀角的外形与大小、颜色与花紋等，也并非整齐划一，这些差别也就成为人们评价犀角优劣的重要标准。早在唐代，人们就对犀角进行过研究，并划分出"通犀"、"花犀"、"斑犀"等不同的档次。唐代官员所穿的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斑犀"，反映了唐人对犀角优劣的区分。犀牛角的中心直到角尖，基本是黑色的，每个犀角中心呈黑处的花紋形状不一。"通犀"的橫断面通常为米黄色，渐进的黑色伸向犀角的中心。如果"通犀"最中心黑色处有一缕细细的白丝从犀角的底部直通角尖，便称"通天犀"，这是犀角中最珍贵的极品。古人认为这种犀角"能出气通天"，能通神，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名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正是以通天犀的这一特征作比喻的。
唐人所说的"花犀"和"斑犀"，都是根据犀角表面斑点的分布形状来确定的犀角中心黑色起花点如撒豆状，称为"花犀"，如犀角的直切面布满黑色斑条，黑白分明，称为"斑犀"。两者的价值均低于"通犀"。唐人认为犀角中最低等的是颜色深黑，花斑又淡又散的那种，此等犀角不能用来做官服的腰带饰物，只能用于雕制盘碟器皿或剑柄、棋子之类。
在古代，人们不光用貌似犀角的动物兽角来假冒犀角，而且还以劣质犀角来冒充优质犀角，其做伪方法有几种：一种是给它加上外包装，即将质优的犀角削成薄片，粘贴在质差的犀角的表面，以次充好。更有甚者，把犀角薄片粘贴在牛角上，以假充真。另一种是对色泽理想、但紋理欠佳的犀角进行加工，将其置于热水中煮软，然后进行拍打，使其紋理变得规整漂亮。经此种方法处理过的犀角已是煮熟过的，不再是生犀。还有一种是对色泽不理想的犀角进行人工染色，由此变得"色质优美"。
对于上述的几种作伪方法，明代人已掌握鉴别的方法，《格古要论》中曾有记载。对于第一种做伪的情况，"可验底面花儿大小远近，更于侧畔寻和缝处，可见真伪"。对于第二种做伪的情况，可察看出其"有粟紋不圆者",这是因攒打以后所造成的。拍打虽然使表面的紋理变得规整了，但同时却使横断面原来很自然的粟点受到挤压变得不圆了。对第三种人工染色情况的检验，可见其虽色泽好，但"无云头两脚，黄黑连处纯黑而不分明"。明人的这些检验方法我们今天仍可借鉴。
对犀角器中有修补或贴合附接的现象，我们要仔细观察，注意区别真伪。制作犀角器选料并非易事。有些犀牛年幼时打斗伤了角，成长后其角的新生纤维往往把伤处遮盖在内，外表不见伤痕，这种犀角在未切割或雕刻之前是无法以肉眼判断出来的。一旦施工雕刻，发现有内伤，伤处的纤维弯曲不接，只能在制作时就采取修补或用另一块犀角贴合的办法。我们常见到有些犀角雕刻品四凸歪曲，不合比例，也是因为材料有缺陷，工匠只能因材施工所致。一件经过修补的犀角器如何区别它是当时雕刻时就修补贴合的还是后人造假？主要看作品整体的纹饰是否连接自然，刀法是否一致，犀角浆皮的厚度是否一致。如果这几个方面都一致,我们可以判断为是雕刻时工匠所为。
犀角的色泽就整体而言，从角根到角顶并不完全一致，犀角顶端的颜色一般都较深，而中部和下部的颜色则逐渐变浅，此乃因犀角顶端的结构较中下部更为细密，故其色也愈浓厚。部分犀角顶端的颜色甚至可接近于黑褐色，中部和下部的色泽则近于棕红或椋黄色。除去角尖和角根，中间所剩的这一段是犀角料中最好的部分，一般雕制犀角杯等作品,均取这一段为之。雕制圆雕人像，一般用整段的犀角，从角顶到底根部，其色泽的变化由深到浅逐渐变化的，过渡非常自然，没有明显的界线。后世有人用人工染色法仿制的犀角，从角顶端到根底部的色泽虽也有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却显得生硬，深浅颜色之间的过渡极不自然，有明显的分界线，由此可以来辨别犀角的真假。当然,我们也看到许多真的犀角器都经过染色,这是因为艺匠们认为犀角的原色不够理想，为了使器物美观,便将犀角器染色。染色是在犀角器雕刻、打磨完工后才进行的，以油润的浅金黄色为多，黄透如蜂蜜，十分受人喜爱。鉴别染色的犀角器并不困难，除了上述的寻找颜色的"分界线"之外，还可察看颜色是否在犀角肉内，因染色只附于器物的表面，并未渗透到犀角肉内，表皮以下仍是犀
角的原色,略为刮去表皮，便可看到犀角的原色。有的犀角雕有铭文或款识，这就可通过其铭款来进行断代或判定作者和收藏者。铭款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雕刻者自己的留名款，另一种是后人加刻的收藏款。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透雕六蚩虎犀角杯"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犀角雕山水人物觥"，器底都刻有"文枢"款。据一件流散在海外的犀角器上的铭文，我们知道"文枢"即明末清初的南京犀角雕专家周文枢，他的作品至今大都仍流散在国外，存世的犀角雕中，有十九件作品上面都留有他的款识，可知他曾经雕刻了许多犀角作品。有关周文枢的生平目前尚不详知，但有"文枢"款识的犀角雕作品，大致可断代为明末清初之物。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犀角雕螭紋杯"，杯体造型系仿古代青铜酒器中的方觚，与《武英殿彝器图录》著录的商代铜器"亚魂方觚"相似。雕工极为精细，以高浮雕法雕出蟠螭数条，游伏于杯表，姿态各异，形象非常生动。器底足内有"壬午七夕胡允中为仲温翁作"的款识。我们知道清代仿古铜器之风约始于雍正，兴盛于乾隆,至道光、咸丰后衰落。此犀角杯作者胡允中系何人？文献未见记载，其生平已不可考。査干支表，雍正帝从1723年到1735年在位的十间没有壬午年，乾隆时期的壬午年为1762年，六十年后已是道光壬午年为1822年，再往后六十年的壬午年已到了清晚期，如此精湛的仿古器制作几乎已不可能。由此推测,该犀角杯可能在乾隆壬午年至道光壬午年（即1762年至1822年）的时间段所作。从工艺上看，似乎在乾隆壬午年制作的可能性更大。当时由于受乾隆皇帝好古的影响，朝野内外仿古一时蔚为风尚，此杯精湛的雕工，当为犀角雕发展到高峰时期才会有，而乾隆年间正是中国犀角雕刻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
虽然有收蔵款识的犀角雕并不少见，但对于有铭文或款识的犀角雕，我们不能迷信，因为市场上也有假冒刻伪款或年号的犀角器。有文物鉴定专家曾发现多件清代作品刻有宋代"宣和"的年号，刻字粗糙，花纹、风格也不对，明显系后加的年号鲍天成、尤伲等名家的款识和明代的年号，也经常是造假者仿冒的，市场上所见到的，十有八九都是后加的伪款，我们只有仔细分辨真假，才不会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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